唐玄宗中 (第2/2页)

为兵者，亦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。呜呼！府兵者，恶得有兵哉？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。纵遣归田，如奴隶之得为良人，而何弗帖然邪？
　　
　　无彊悍不受役之气，有偷安不恤役之情，因其有可役之资，而幸收其效役之利，行则役于边臣，居则役于长吏，一时不审，役以终身，先世不谋，役及后裔，天下之苦兵也，不待矢石相加、骴骼不返、而后怨毒填胸矣。
　　
　　是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，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，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、执虎子、筑毬场、供负荷之下。故军一罢，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，而募兵分隶之议行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犷骑。穷之必变，尚可须臾待哉？而论者犹责玄宗、张说之改制异于古法，从事于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国安民者，不宜如此之卤莽也。
　　
　　所患者，法弊已极，习相沿而难革，虽与更张，害犹相袭。故自说罷边兵而边空，长从彍骑制未定而不收其用，边将承之，畜私人，养番兵，自立军府，以酿天宝之乱。
　　
　　盖自府兵调戍之日，早已睥睨天下之无兵，而一旦撤归，刍粮赢余，唯其所为，而朝廷固莫之能诘也。数十年府兵之流祸，而改制之初受之，乃举而归过于召募，胡不度人情、循事理，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说轻谈天下事邪？
　　
　　十二
　　
　　一议也，而以私与其闲，则成乎私而害道。唐、宋以下所称持大体、务远图之大臣，未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，故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。
　　
　　玄宗与宰相议广州刺史裴伷先之罪，张嘉贞请杖之，张说曰：“刑不上大夫，为其近于君也，且所以养廉耻也。”其言韪矣，允为存国体、劝臣节之訏谟矣。
　　
　　既而又曰：“宰相时来则为之，大臣皆可笞辱，行及吾辈。”此与宋人“勿使人主手滑”之说同。苟怀此心以倡此说，传之上下，垂之史策，人主将曰：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而避害，盖古今之通习，其为存国体、奖士节，皆假为之辞，不可信也。
　　
　　贾谊以不辱贵大臣谏文帝，亦与说略同，而谊以新进小臣，非绛、灌之伍，自可昌言而无讳。说怀“行及我辈”之心，与同官噂沓以语，则不可令人主闻，而开后世臣主猜防之釁。念一移而言随得咎，过岂在大哉？
　　
　　且夫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也，非挟持以觊上之宽我于法也。居之以淡泊，行之以宁静，绝贿赂之门，饬子弟之汰，谢游客之邪，息党同之争，卓然于朝右，而奚笞辱之足忧？诚有过也，则引身以待罪；言不庸也，则辞禄以归耕。
　　
　　万一遇昏暴之主，触妇寺权奸之忌，而辱在不免，则如高忠宪攀龙之池水明心，全肢体以见先人于地下。又其不幸，固义命之适然，虽辱而荣者。
　　
　　规规然计及他日之见及，而制人主以不我辱，士大夫有门庭，而君不能有其喜怒，无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。
　　
　　说自诩其识之及远，而自君子观之，何以异于胥史之雄，钳制其长吏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？
　　
　　天下之公理，以私乱之，则公理夺矣。君臣之道丧，唐、宋之大臣自丧之也。于是而廷杖诏狱之祸，燎原而不可扑矣。
　　
　　十三
　　
　　春秋纪晋盟诸侯于商任，以锢栾氏，讥其不能抚有，而又重禁之于人国，为已甚也。封建之天下，国各私其人，去其国则非其人，于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。
　　
　　而硕鼠之诗曰：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士。”亦挟去以抗其君。上下交相疑贰，衰世之风，不可止矣。
　　
　　天下而一王矣，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？为守令者，暂相事使而固非其民，民无非天子之民也。土或瘠而不给于养，吏或虐而不恤其生，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，而一概行之，以困其瘠，于是乎有去故土、脱版籍而之于他者。
　　
　　要使耕者耕、工者工、贾者贾，何损于大同之世，而目之曰逃人，有司者之诐辞也，恶足听哉？
　　
　　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，客胜而主疲，不公也；而新集之民，不可骤役者也。生未定而力不堪也。若夫捡括之而押还故土，尤苛政也。民不得已而远徙，抑之使还，致之死也。
　　
　　开元十年，敕州县安集逃人，得之矣，特未问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。安集之法，必令供所从来，而除其故籍，以免比闾宗族之代输，然后因所业而徐定其赋役，则四海之内，均为王民，实不损，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？
　　
　　然则邑有逃亡，可罪其守令乎？曰：未可也。地之肥硗，既其固然矣；征徭之繁简，所从来者非一日也。转徙多，则相其陂池堤防之便而化其土，问其徭役堕积之敞而平其政，非守令之能专，乃抚治大臣所任也。
　　
　　邑多新附之民，可赏其守令乎？曰：未可也。守令之贤不肯，能及于版籍之民，而不能加之新附，若其以小惠诱人之来徙者，又非法之所许也。
　　
　　无旷土，无旷民，解法禁以任所在，而土者仕、农者氓，安集之令，犹为赘设也乎！
　　
　　十四
　　
　　唐多才臣，唯其知通也。裴耀卿之于漕运，非可为万世法者乎？壅水以行舟，莫如易舟以就水；冒险以求便，莫如囚时而避险；径行以求速，莫如转递以相续。
　　
　　江河各一其理，南北舟工各一其习，水之涨落各一其时，舟之大小各一其制。唯不知通也，以一舟而历数千里之曲折，崖阔水深，而限之以少载；滩危碛浅，而强之以巨艘。
　　
　　于是而有修闸之劳；拨浅之扰，守冻之需迟，决阳之阻困；引洪流以蚀地，乱水性以逆天，劳攰生民，縻费国帑，强遂其径行直致之拙算，如近世漕渠，历江、淮、汶、泗、河、济、漳、沽，旷日持久，疲民耗国，其害不可胜言，皆唯意是师，而不达物理者也。
　　
　　于天下之务者，因天之雨旸，就地之险易，任人之智力，为其所可为，不强物以自任；则以理繁难、试艰危、通盈虚、督偷窳、禁盗侵，无不胜也，自宋以后，议论猥多，而不可用者，唯欲以一切之术，求胜于天时、人事、物力，而强以从己而已矣。唯唐有才臣，方之后世，何足述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