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一十九章 尽心 (第2/2页)

所以，这就是属于拖时间的无赖打法。
　　
　　但凡要点脸面的，肯定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，所以胡俨没好意思。
　　
　　而杨士奇今天为了赢.不，或许只是为了输的不那么难堪，直接把理学的尽心论给祭了出来。
　　
　　而理学尽心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尽心与穷理致知、体认天理这三者，是一并显发的，只要尽得此心之全，亦即意味着对万物之理的穷极无余，在逻辑层次上，万物之理是天理的显现。
　　
　　最终版本的朱熹则认为，对于人心，想要尽得此心，必须穷理致知，只有这样才能透显涵具灵昭明觉之知的本心，并上达天理，最终实现人的气质之性与天理的天地之性的统一。
　　
　　解缙此时只道：“谬矣！”
　　
　　“孟子所谓‘动心忍性、强恕而行’，讲的都是尽心，心之在人，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如此种种，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，不尽则石火电光，尽之则满腔恻隐，无非性体也，人与天虽有形色之隔，而气（物质）未尝不相通，知性知天，同一理也，何必舍近求远？”
　　
　　解缙的意思是，朱熹等宋儒认为“性/理”是独立实体，所以才有“必以知性先于尽心”的尽心论说法，继而以穷理为入手工夫，而其所穷所知之理乃天地万物之理，反失却人心恻隐羞恶等条理，不说南辕北辙，也可以说是舍近求远。
　　
　　汪与立这时候反驳道：“是以圣人设教，使人默识此心之灵，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，以为穷理之本;使人知有众理之妙，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，以致尽心之功。巨细相涵，动静交养，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，及其真积力久，而豁然贯通焉，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，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。”
　　
　　汪与立的说法，就是典型的理学的“交融贯通之境”，也就是宋儒们总结出的境界法门，是知觉之心体在穷理、致知之后“心理合一”的证成。
　　
　　此时此刻，反方辩手们已经不指望赢了，只指望输的不要这么难看。
　　
　　而眼见杨士奇用的“尽心论”这招似乎有点效果，反方辩手们也是跟着一拥而上。
　　
　　高逊志亦是开口道：“专务于内，从心求理，则物不尽；专务于外，从物穷理，则心不尽。物不尽，心不尽，皆是理不尽，故而必心物内外交融，达至于心理合一之境界。”
　　
　　杨敬诚亦是打起精神来说道：“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，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，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，则于天下之物，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，而君子之聪睿，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。”
　　
　　融会贯通之境，这个说法被反复提及，实际上就是宋儒认为当为学致知进至脱然贯通境界，知觉之心知与物之理则一体契合，故本心所具之灵昭明觉之知，不仅能够究极天下之物的精微义理，也能够究极此心体之量。
　　
　　有点类似于“大自在”、“大圆满”的意思。
　　
　　胡俨亦是勉力说道：“不以一毫私意自蔽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，涵泳乎其所已知，敦笃乎其所已能，此皆存心之属也。是以平居静处，虚明洞达，固无毫发疑虑存于胸中.至于事至物来，则虽举天下之物，或素所未尝接于耳目思虑之间者，亦无不判然迎刃而解，仁义礼智信，种种天理，皆由此而证。”
　　
　　张宇初这时候也开口了，既然涉及到心性，那正是他最近研究的心学所在，他更有发言权一些。
　　
　　“孟子言良心，何不指其降衷之体（宋儒概念里的‘性体’）言之？而形容平旦之气，似落于迹象，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。知此即为知命，犹之太虚何处不是生意？然不落土，则生机散漫，无所收拾。”
　　
　　这就是绕开宋儒，回归到孟子这里，强调在先秦儒学的哲学体系中，“良心”和“平旦之气”比“性”更为根本。
　　
　　顺着这个思路，姚广孝亦是说道：“平旦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，此语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体，未尝不与圣人同，却是靠他不得，盖未经锻炼，一逢事物，便霍然而散，不妨说‘工夫所至，即为本体’，尽心而得本体，有违先儒之论。”
　　
　　破题的思路，基本都是一致的。
　　
　　既然反方辩手始终强调尽心而得本体的宋儒观点，那就去先秦儒家的理论上找依据。
　　
　　反正理论体系上，肯定是古代圣人的观点，更加有权威性。
　　
　　而在宋儒这里，是强调有心体或性体之类的一先天本体，然后经由工夫，复其本体。
　　
　　正方辩手们，就强调先尽心工夫，工夫精熟，心体流行自然条理分明，此为性体或者说本体的根本，在这个逻辑框架下，本体不再是一先天本体，而是工夫所至，心的一种良好状态或属性。
　　
　　“不然！”
　　
　　杨士奇固执道：“人生时浩然之气，被那气质混浊颓塌之气所遮掩，这浩然之气，乃是工夫后养得。”
　　
　　解缙笑道：“浩然之气本非固有，如何养得？与那昏浊颓塌之气不过是一气罢了，工夫则点铁成金，不是将好气来，换却此气去也。”
　　
　　杨士奇坚持道：“人之一心，湛然虚明，如鉴之空，如衡之平，以为一身之主者，固其真体之本然。而喜怒忧惧，随感而应，妍媸俯仰，因物赋形者，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。”
　　
　　这里就是分别从体、用两个方面来论说人心，也是程朱理学对于人心的经典论断。
　　
　　从本体的一面来讲，认为人心本体、本真的一面如明鉴一般纯净虚明，不染一物，又如衡器（天平）一般公平公正，不著私意；但在发用的一面，则认为人心不能不因“喜怒忧惧”、“妍媸俯仰”这些外在情绪表现出随感而应、因物赋形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。
　　
　　实际上，这也是程朱理学心性论与尽心论的根子了。
　　
　　从理学对人心体用两个方面的阐发不难看出，人心不仅是知觉的主体，且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心本身具有德性色彩和善恶判断。朱熹所谓人心不仅能知觉，而且有善恶，也就是“心有善恶，性无不善”.由于朱熹的人心在发用一面既已体现为善恶两方面的道德属性，因此从尽心论的角度来看，人的认识就不是纯粹的认知问题了，而是心性的道德修养问题。
　　
　　胡俨亦是说道：“人有是心，莫非全体，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，知有不尽，故其心之所发，必不能纯于义理，而无杂乎物欲之私，虽欲勉强以致之，亦不可得而致矣。”
　　
　　这里就是说，程朱理学认为人心即便通过“尽心”的工夫，也并不能穷极事物之理，究其根本就是人心被私欲遮蔽，而私欲对于“尽心”是有极大危害的，仅会影响和阻碍“尽心”的进一步推进，也会对修身养性带来直接影响，而朱熹的观点则是人心一旦被私欲所蒙蔽，那么就算想勉强“尽心”，也很难做到.换言之，“尽心”不是一个靠自身努力所能完全达成的认识过程，阻碍认识活动难以继续推进的非是人自身之知识能力缺乏的问题，而是认识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，也就是人欲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实际上，双方激烈争论的观点，始终都是基于不同本体论派生出的心性论。
　　
　　而宋儒以朱熹为代表的尽心论，正是其分别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反映，根本上是理气二元在心性论上的反映。
　　
　　正方既然主张物质一元论，那么自然反对有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别，认为浩然之气与昏浊颓塌之气总是一气，养得好则昏浊颓塌之气变而为浩然之气，养不好则浩然之气变而为昏浊颓塌之气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根子上这些心性论派生的说法，还是本体论上的争端。
　　
　　只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，本体论可以用细胞学来实证，心性论却不能，所以驳不倒反方。
　　
　　姜星火静静地听着他们的争吵。
　　
　　一场太学之会，眼见着就从上午，来到了中午。
　　
　　明日高悬。
　　
　　姜星火方才开口。
　　
　　“所以，诸位都认为，尽心难以致良知？”
　　
　　胡俨微微颔首应道：“然也，诚如伊川先生所言：良知良能，皆无所由，乃出于天，不系于人。”
　　
　　反方辩手们，并没有觉得胡俨的回答有什么不妥。
　　
　　“良知”是尽心论的一部分，属于专有名词。
　　
　　该词最早见于《孟子尽心上》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”，而在宋儒的话语体系中，有进一步的引申含义，朱熹在作《孟子集注》时对“良知”这个词的“良”作注时，用的事“本然之善”这四个字解释。
　　
　　呃，倒也不必一看朱熹做的注释，就觉得夹杂私货了。
　　
　　实际上，朱熹确实缝合了不少东西，也自己为了理论上的逻辑自洽而夹杂了私货，但至少在“良知”这个词上，朱熹所注与孟子的原意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即“良知”是一种先天的知觉，也就是孟子所谓不必思虑而能知觉的意思。
　　
　　同样，朱熹在注释孔子那句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”时，写的注释是“生而知之者，气质清明，义理昭著，不待学而知也”，这里面对于“知”的语境，跟之前是完全一致的。
　　
　　但跟先秦儒家零散地提到良知或知不同，朱熹把这个词跟之前所重点说的“敬”“诚”之类的一起提高了重要程度。
　　
　　在朱熹这里，良知是人生来就从天那里继承的东西，是天赋，是天灌注到人心中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换句话说，还是“天理人欲论”的基本观点，是一脉相承的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“良知”在朱熹这里会高频率地出现，而且往往跟他的心性论绑定在一起。
　　
　　朱熹在《大学章句》里写了“人心之灵莫不有知”，在《大学或问》中写“人莫不有知”，在《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》对孟子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则知天矣”进行注释“心者，人之神明，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”.如此种种，不胜枚举，都是良知的意思。
　　
　　正因为这种广泛使用，所以当姜星火提出“良知”的时候，根本就没人反应过来有什么问题。
　　
　　姜星火看着高悬在天空中的太阳，额头被阳光照射，已是沁出了几滴汗珠。
　　
　　——他有点烦了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姜星火决定早点结束这场太学之会，给予反方辩手们最后一击。
　　
　　“依我看来，经济社会运行，不需要什么仁义礼智信作为高高在上的约束，说到底，既然良知是与生俱来的，那就能使人知善知恶，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判断，所以不管是解决尽心还是方才提到的道德，只需要三个字就够了，致良知。”
　　
　　(本章完)